6个院士20年教一门课 只为回答这一个问题

夹着烟纸的碎纸片，变成了60万字的教材

1968年冬天，包括刘经南在内的高年级学生已全被分配或遣散。很多人流着泪烧掉专业书，王之卓却给大家打气：“哪怕将来我们去卖冰棍，冰棍箱子里也要带上书。”

学生走远了，他和夏坚白仍在挥手：“不要丢了专业，不要丢了外语!” 不出两年，武测被撤销，军队接管了校园。

1972年春，政治环境略有改善，夏坚白找来武测一位前同事，共同拟就一份近5千字的建议书，恳请“恢复武汉测绘学院、测绘科学研究所、国家测绘总局”。听说一位前同事打算调去地震队，夏坚白拉着他的手说，“叶先生(指叶雪安——记者注)死了，搞大地测量的人不多啊!你不要走，武测会恢复的，是需要你们的。”

1973年3月，周总理终于作出批示恢复这所学校，夏坚白闻讯后热泪盈眶。但他再也没能踏上讲台。

在师生流散的岁月里，他曾将几位原武测教师组织起来，成立了“业余测绘科学研究小组”，匿名翻译了两本外国学术著作。宁津生冒险加入了小组。

王之卓也在偷偷地编写教材。文革结束后，他掏出一个旧报纸裹着的小包，里面是一叠各种颜色的纸张，夹着游泳牌和飞马牌香烟的烟纸。这些写满公式和符号的碎纸片，变成了60万字的《摄影测量原理》。

早在留学德国时，夏坚白、王之卓及陈永龄就约定：回国后要合力编写教材，“一同做一番事业”。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测绘学博士，曾靠“中英庚款”一同辗转英德留学。学成回国后，被称“测绘三杰”的他们，在战火纷飞中靠着书信，合作编出了中国第一套大学测绘教材。

宁津生和几位院士接过了老师的事业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他们便聚在一起，商讨教材的修订。20年间，《测绘学概论》再版了3次，变成了150多所高校的专业基础课本。

这样下去，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

在给新生的课堂上，李德仁常提起导师王之卓。

这位学部委员曾亲自为李德仁改论文、排章节，将他的论文推荐发表，而且从不署自己的名。出于政治原因，研究生入学考了第一的李德仁，未被录取。文革结束后，王之卓立即将这位学生召唤回校，为他举行专门考试。干过建筑工，种过水稻，扎过钢筋的李德仁，终于在39岁回到书堆中。

靠着老师坐公交去邮局寄出的一封封推荐信，李德仁飞向了更远的学术世界。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，他不到一年半就取得了博士学位。324页的博士论文，取得该校历史最高成绩，评委评价“它解决了一个百年难题”。

有不少外国研究机构挽留他。妻子给“老大不小”的他寄来书信：几十年来你一直在学习，一直在花国家的钱，你还不如一头牛呢，到现在都没挤出一点奶来，现在到了该回国“挤奶”的时候了。

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李德仁回到了老师曾站过的讲台上。

2017年10月12日，讲课完毕后，宁津生给同学们签名

和导师一样，李德仁一心扑在教学上。他一口气给本科生开了3门课，给研究生开了一门课，还编出3本教材。

但变化也在一点点发生。评上院士后，李德仁眼瞅着研究经费翻了又翻，原来是几万元，后来小数点往后挪了几位，涨到几千万元。他越来越忙，各种会议、出差，将他的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风。

当了武测校长后，他离讲台更远了。一位本科生毕业后去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，写信给李德仁的夫人说，从没听过李院士的课，深感遗憾。李德仁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回忆，接过信后，他心里“很不好受”。

他亲自去了趟酒泉，跑到学生所在单位，给所有员工讲了一堂课。

刘经南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，每晚仍坚持去实验室。很多人摸清这个规律后，在门口排着长队等他。能留给学生的时间少之又少。

宁津生认为，校长没空上课可以理解，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，而是“把握方向、服务教师”，归根结底是提高教学质量。

令他失落的是，不只院士、校长，现在甚至连很多最普通的教师，都很难把教学放在首位。决定他们晋升前途的，不再是一堂堂课，而是一堆堆的论文、表格和项目。

“这个评价体系很糟糕，会把高校的教学拖垮。这样下去，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。”这位老校长提高音量说。他怀念起刚进大学的日子，那时所有新教师从助教起步。而如今，在许多大学，博士后进大学直接就是副教授。

师生之间的交往，似乎也淡了。去很多新建的大学城参观时，刘经南感触很深。那些大学都在郊区，修得很漂亮，教室很大气，但一到晚上，就变成了死城，“看不见一个人”。老师都回到城内，学生窝在宿舍里玩游戏。

“感觉老师和学生脱节了，学生变得很孤独、很内向。”刘经南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感慨。

这些变化，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“院士课”的诞生。几位院士一拍即合，再次登上了本科生的讲台。

向科学进军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

20年来，这门课更新的速度很快。讲地理信息系统时，龚健雅以前常讲“单机的、局域网的系统”。而现在，课件上的内容早变成了“广域网的、手机的系统”。

与课程的发展同步，中国科技界也在大跨步向前。李德仁记得，刚回国时，45岁的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，“怎么把文革丢掉的时间补回来?”当时在武测，除了上课，每个学者都在“玩儿了命地做科研”，半夜翻墙上机是常事。

如今，科学界早已翻过新篇，到处都在谈论“创新”，谈论“国际一流”。但到了新时代，宁津生却不鼓励学生“动辄提创新”。“搞两三年就让你们创新，创国际一流，不现实。还是要踏实一点。”他常对学生说，“从0到1的创新很难，你们作为学生，可以多尝试从1到1.5的创新。”

刘经南的教学风格不同。这位“喜欢挑战”的科学家，思维发散开阔，他常在课上坦言自己的“诺奖情结”。第一次见面，一位博士生就被他的气势震住了。导师坐在桌子对面，语气很平常，但决心毋庸置疑：“你们要做，就做到国内第一、世界第一。”

李德仁则认为，创新源自学科交叉。这一看法，与他的导师一脉相承。王之卓曾打趣地提出“科技边际效应观点”：“不同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效应，正如大陆与海洋的交接边缘，一定是生产力最为活跃的地区一样。”

不过，不管如何创新，几位院士都认为，做科研必须坐得住“冷板凳”。早在武测院刊创刊号上，王之卓就直言：“向科学进军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，这是一个较长期而艰苦的工作。”

宁津生一辈子专注于研究地球重力场。为了做一个课题，他和合作者一道一道解开了130321个公式。学生李建成花了26多年时间，将大地水准面的精度提高到厘米级。46岁时，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。

从中学时代起，刘经南就在琢磨一个问题，“怎样才能得诺贝尔奖?”大学时他想到，如果能计算出宇宙膨胀的加速度，离那块金灿灿的奖牌肯定不远了。当了博导后，一个“性格有些坚毅”、来自农村的陕西男生接受了这个挑战。刘经南激励他，“得诺贝尔奖不是这么容易的，你可能搞不出来，但你可以让你的学生继续搞，徒子徒孙都可以做下去!”

好几年时间里，这个学生一直在埋头编软件，一页一页地啃英语论文。交流科研进展时，刘经南发现，他抱着一个小本子，上面是一句句的汉语翻译。

没过几年，3位美国教授宣布，测出宇宙以正加速度膨胀，这个力来自暗能量。2011年，这一发现获了诺奖。

在给新生的课堂上，刘经南讲到了这个故事，多位学生对此印象深刻。虽然与诺奖无缘，但这个“傻得可爱”的陕西男生，后来将同样的理论方法，用到了嫦娥号的数据处理上。

在这门课上，刘经南好几次预测与测绘相关的诺奖。3年前，他正在坐在汽车里，一个学生兴奋地打来电话，“你讲的生物导航系统真的得奖了!”

20年来，几位院士努力在学生心中撒下一种渴望，那就是对科学高峰的向往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们又不断提醒着，这种渴望不能被扭曲、被异化。这一教诲同样来自老前辈们。

王之卓极力反对过分溢美之词。但凡有人在文章中提到“王之卓公式”，他阅稿时总要划去，附上纸条，“请再不要提王之卓公式”。

龚健雅曾将自己的一个数据结构命名为“perfect data structure(完美数据结构)”。王之卓看过论文后严肃批评道，“你不能自封为 完美的 。”龚健雅解释，他想表达的意思是“完整的”。老先生皱了皱眉说，还是不行。

指导博士生李彬时，宁津生也有着相同的态度。一次，这位学生打算用“前沿、首次”几个词介绍自己的最新算法，宁津生果断否定。他送了一幅毛笔字给李彬，上面写着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：严谨求实。

要是因为退休，断了这门课很可惜

没成为宁津生的学生之前，李彬觉得宁津生就像“遥远的一颗星”。在一个高端学术交流会上，李彬远远望见这位院士、前校长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。

成了他的博士生后，两人经常隔着一张小桌子，从科研聊到细碎的日常生活。每次离开老师家的小客厅，李彬包里总会被师母塞得满满当当，里面有豇豆、花生米、辣椒酱等各色“宝贝”。这位博士结婚时，宁津生穿着衬衫西裤出现了，做了他的主婚人。

还没等他毕业，老师突然“老了”。他的腰折了下去，走路久了便心慌腿软。来参加李彬的论文答辩时，老人在秘书的搀扶下走来。在场的评委都劝宁津生回去等消息，但他坚持听完3个多小时的答辩。

给本科生讲课时，宁津生也很难再站着上课。近两年来，越来越多的院士不得不“服老”，上课时坐在一把灰黄的旧椅子上。

但他们仍在为这门课忙碌着。教材的第4版正在修订之中;同样的概论课移植到了同济大学;最近，给研究生开一门类似的概论课，又被列入计划之中。

不久前，中国工程院领导来到武汉大学，征求院士们对70岁退休制度的意见。宁津生在会上平静地说，他对退休没有意见，只有一件事，还望商榷。

这位老科学家顿了顿说，他想继续给大学新生上课。“我们6个院士有5个过了70岁，要是因为退休，断了这门课很可惜。”

正如当年老教授用精彩的讲课留住了他们，这几位院士也留住了许多年轻的学生。宁津生记得，开了这门课后，转专业的学生少了很多。到了第三年，头一遭有外专业的转进来。

在和时间的角力中，几位院士最关心的是人才的接力。

在李德仁眼中，导师王之卓是个真正的“教育家”。这位院士培养出了3位院士，除了讲授《测绘学概论》的李德仁和张祖勋，还有被媒体称为“高铁院士”的刘先林。

刘先林是李德仁的同班同学。最近他突然在网上“火了”，一张照片广为流传：一个光脚穿着旧皮鞋的干瘦老头，埋头在高铁二等座上修改演讲稿。在测绘界同仁眼中，刘先林“不修边幅、不善言辞”，但他是个“奇才”，一个人鼓捣出了5种航测仪器，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。

李德仁很钦佩这位同门兄弟，但他还是向刘先林提议，要培养年轻人。“老刘，你这个老牛能活多少年?你刘先林死了以后，刘先林的东西没有了，你不是成功的。”

刘先林有些触动，点了点头。

同几位老先生一样，6位院士都将学生视为自己的最大成就。宁津生和李德仁门下，各出了一位院士。如今，他们也踏上了接力之路，踏上了这门课的讲台。